乌邦国

FT中文网编辑，您好！

我想对薛兆丰先生的文章《从赌性不同看公平之困难》发表我个人的看法。为了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我将边沁和薛兆丰先生各自的立场归纳如下。

边沁：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薛兆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句空话。因为人与人爱好不同，他们的幸福不能作比较。

我的基本观点是：

1．幸福可以比较。

人与人爱好不同，他们的幸福就一定不可以比较吗？A喜欢去旅游，并且付得起旅费。B喜欢开富康，但是买不起富康。这个时候，A一定比B幸福。因为A实现了他的愿望，而B没有。虽然他们的爱好很不相同，虽然他们的幸福很难精确地量化，但是我们光看面部表情就知道A比B幸福，实现了愿望的人比没有实现愿望的人幸福。想想看，我们每个人由于“缺钱”而无法实现的幸福梦想，难道还少吗？

2．金钱有助于人们实现幸福。

风险厌恶者躲避风险，是为了保住他的钱；风险爱好者铤而走险，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二者的行为看似相反，目标恰恰是一个相同地“钱”字。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它给人实现个人爱好的自由，而无论你的爱好是什么。你喜欢喝可乐，可以花钱去买可乐；你喜欢喝雪碧，没关系，钞票上并没有规定“只许买可乐”──你可以用同样的钱去买雪碧。从整体而言，富裕群体肯定比贫穷群体要幸福，否则人们就不用辛辛苦苦去“脱贫致富”了。

3．人们普遍“缺钱”

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1.资源都是稀缺的。2.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两个假设都指向了一个基本事实：绝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是缺钱的。这也符合我们生活中的常识：看那上班高峰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人们努力工作的目的，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挣钱。

如果你承认幸福可以比较，承认金钱有助于实现人们的幸福，承认人们恰恰普遍“缺钱”，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边沁提出的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非常有道理的。边沁的设想是：既然同样的一块钱，对于富人来说可有可无，对穷人来说却弥足珍贵，那么，为什么不把富人的一些钱转移给穷人呢？穷人从中所得到的幸福，一定远远大于富人所失去的幸福。整个社会的幸福就达到了最大化。这就是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由来。

请注意，边沁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人有了钱就一定会幸福”。他的意思是，当其他条件相同时，有钱的人肯定比没钱的幸福，有钱的群体也肯定比没钱的群体幸福。至于这“其他条件”（比如文化、性格、天气），并不是他这个经济学家可以控制的。至于个别“喜欢贫穷 ”的“现代庄子”，更不能以偏概全地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的依据了。边沁确信的只是——“收入再分配”是人们目前唯一可以掌握的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工具，它使“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再是一句空话。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以为我是坚定的边沁式的“功利主义”者，其实，我写本文的目的，只是为了澄清边沁的理论，而非赞同边沁的理论。边沁的理论有两处隐患，是以往历次讨论都无人提及的，我不妨补充一下。

首先，正如曼昆所说，当富人的一部分钱通过税收被转移给穷人时，就会打击富人的劳动积极性，并会使穷人变懒。这样一来，社会的生产总量就减少了。当“劫富济贫”到达极端的平均主义时，社会生产总量就会大大减少，再怎么分配也不可能实现幸福了。所以，出于统筹考虑，边沁的功利主义也并不提倡“绝对的平均”，而是要求“适度地平均”。这恰恰是目前大多数国家选择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第二，收入再分配必然会损害到个人自由。哈耶克将“自由”一词定义为“不受强制的状态”。而“强制性”恰恰是税收的基本属性。如果富人的收入是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合法取得的，我们有什么权利命令他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别人呢？如果自由交易是互惠互利的，那么为何“利人多者”（富人）反而缴税多呢？这恐怕是“功利主义”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对“幸福”、“收入分配”、“公正”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看法。至于现实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政策，恐怕永远只能是“各抒己见”＋“利益妥协”了。

中国北京读者： Richard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