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幸福与边沁理论
北京读者：王启科
2006年3月24日 星期五
FT中文网编辑：
您好。这两天看到薛兆丰先生的文章《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北京读者Richard Wang 对此的评论，我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实，薛先生在其文章的第一段就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了读者他对边沁理论的看法，即“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句空话。显然，薛先生是否定边沁理论的。
薛先生没有具体给出边沁理论的定义，而是假定边沁理论成立，再举出3种不同情况“{2, 3, 4}到{1, 2, 8}”，“{2, 3, 4}到{3, 4, 1}”，“{2, 3, 4}到{4, 6, _ }”来检验理论是否适用。事实上，薛先生的本意是想通过举例来说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句空话，边沁理论是无用的！
后来北京读者Richard Wang对此反驳道：“从实证角度看，薛兆丰先生的假设从未发生过，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发展是金字塔型的……”，并认为边沁理论在现实中是完美的。岂不说边沁理论是否完美，正确，单是用购买力“1，2”的不可能托起“8”，“0”更不可能托起“4，6”这样的逻辑来解释“越是发达的国家，中产阶级的规模越庞大。如果一个国家最穷的2/3的人比美国人最穷的2/3的人穷，你很难想象，它最富的1/3的人竟然能比美国最富的1/3的富……”很是牵强，这样的说法已经离题太远，难道幸福，功用又和购买力划等号了？笔者认为Richard Wang没有搞清楚到底边沁理论的具体含义。
看来，是有必要解释什么是边沁理论了， 让我来说几句吧。1789-1802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 Bentham, 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即幸福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第三，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这理论听起来很美好，口号也喊得响亮，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函数是不同的，即使是同样一杯可乐，给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程度也是不同的，因人而异。世界上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你”，我从一杯可乐中得到的满足能和你得到的满足相比吗？到底是给我的满足高呢还是给你的满足高？能解释得清楚吗？这就是薛先生反对边沁理论的原因所在，空洞的理论是无用的，没有解释力的。
我们要衡量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可以用GDP，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衡量。但每个人的幸福程度，完全是个人主观的判断，太抽象了，本身是不能衡量的，但经济学家为了研究个人幸福程度（GDP，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个人是否幸福），只能用功用来衡量其程度的高低，久而久之，就是指幸福指数了。
所以，“功用”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请注意，经济学中的“功用”什么也不能代表，只是被人为的用来表示数字排列，便于数学分析，仅此而已。而且，量度功用的一个困难，是功用（数字）有时可以相加，有时却不能（为什么？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还是那句话，你我不同，幸福指数怎么来衡量？即使强行订立一个标准来比较、衡量，试问其准确度如何？与现实符合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
华人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先生就是反对边沁的功用理论的。大师认为“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极难用事实检验，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这点上，薛先生也在其文章的第一段就作出声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句空话；我是支持薛先生的看法的。
至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句空话仍能够有很大的卖点，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人民爱听），我看不出其对经济学的贡献。
笔者在这里不想对边沁功用理论作深入探讨，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看看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
对于Richard Wang在最后有关“公共机会的平等”内容的理解，本人比较赞同，从“公共”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机会平等”，让我茅塞顿开。
（参考资料：张五常，《经济解释》，“功用的理念”）
北京读者：王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