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邦国

2006年3月26日,未刊登

FT中文网编辑，您好

我是北京读者Richard Wang。我忽然想到，既然很多的读者对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如此感兴趣，可对它原本的含义又知之甚少，我们为什么不把该理论做一次完整的介绍呢？读了下边这篇曼昆的介绍文章，读者的许多疑问一定可以迎刃而解。贵刊可以将该曼昆的这篇文章附在我3月24日的来信一同刊登，也可以单独刊登。谢谢！

以下是曼昆对“功利主义”的介绍文章：

“政治哲学中一个主要学派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是英国哲学家杰瑞米 . 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约翰 .斯图亚特 . 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很大程度上，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个人决策的逻辑运用于涉及道德与公共决策的问题。

“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功用或效用的概念——效用是人从其环境中得到的幸福或满足程度。效用是福利的衡量，而且根据功利主义者的看法，也是所有公共和私人行动的最终目标。他们声称，政府的正确目标是使社会每一个人的效用总和最大化。

“功利主义者支持收入再分配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一个穷人额外一美元收入给这个人所带来的额外效用大于富人额外一美元带来的效用看来是合理的。换句话说，随着一个人收入增加，从增加的一美元收入中得到的额外福利是减少的。这个似乎有道理的假设与功利主义者总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一起，意味着政府应该努力达到更平等的收入分配。

“这种观点是简单的。设想皮特和保罗两人除了皮特收入8万美元而保罗收入2万美元之外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拿走皮特一美元给保罗将减少皮特的效用而增加保罗的效用。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皮特效用的减少小于保罗效用的增加。因此，这种收入再分配增加了总效用，这是功利主义者的目标。

“乍一看，这种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意味着，政府应该一直进行收入再分配，直至社会上每个人有完全相同的收入。实际上，如果收入总量是固定的——我们的例子中的10万美元——那么，情况就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功利主义者否定收入的完全平等化，因为他们接受了第一章中提出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要把皮特的钱给保罗，政府就应该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例如美国的联邦所得税和福利制度。在这些政策之下，收入高的人支付高税收，而收入低的人得到收入转移。但正如我们在第八章和第十二章所说明的，税收扭曲了激励，并引起了无谓损失。如果政府通过高所得税和减少转移支付拿走了一个人可以赚到的额外收入，皮特和保罗勤奋工作的激励都变小了。当他们工作减少时，社会收入减少了，总效用也减少了。功利主义的政府必须使更大平等的好处与扭曲激励的损失平衡。因此，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政府不能使社会完全平等。

“一个有名的寓言说明了功利主义者的逻辑。设想皮特和保罗是在沙漠上不同地方的饥渴旅行者。皮特的绿洲有许多水；保罗的地方水很少。如果政府可以无成本地把一个绿洲的水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就可以通过使两个地方的水量平等化而使水带来总效用的最大化。但假设政府只有一个漏水的桶。当他把水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时，运输中有一些水损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的政府仍然努力把水从皮特那里运到保罗那里，但这还要取决于保罗的饥渴程度和漏多少水。然而，在只有一只漏水的桶时，功利主义的政府并不想达到完全平等。

“功利主义：一种政治哲学，根据这种政治哲学，政府应该选择使社会上所有人总效用最大化的政策。

“效用：幸福或满足程度的衡量。”

摘自《经济学原理（原书第3版）》作者：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 译者: 梁小民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写于2006年3月24日,未刊登
（FT中文网编辑，您好。我是北京读者Richard  Wang。我想尽量解答读者王启科提出的一些疑问。因为篇幅所限，我没有将这些重要的说明写在我的上一篇文章里。这次刚好补齐。对一个话题二次投稿，不知刊登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无法刊登，也请编辑将本信转发给王先生。）

（以下是信的正文）

FT中文网编辑，您好

出于篇幅考虑，我的上封信里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我用“收入指数”代替“幸福指数”，来研究“效用”最大化。我完全同意王先生的观点：单单一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具有社会政策层面的操作性。难怪边沁在提出“1.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即幸福指数）；2. 理想的社会是指无数个体幸福指数之和的最大化”之后，又加上了关键的第三条：“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这句话的作用，就是将空洞的“幸福最大化”目标，替代为可操作的“收入最优分配”。

显然，这种替代是需要推敲的。“收入指数”和“幸福指数”能划等号吗？这种替代可行吗？ 

先说“能不能划等号”。当幸福指数为{1, 2, 8}时，收入指数大概可以假设为{1, 3, 20}。一个人收入越高，多挣的每1块钱给他添加的幸福感就越小。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国人对此肯定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幸福指数和收入指数显然是不能划等号的。

但是，“不能划等号”，并不能掩盖二者在趋势上的“正相关性”。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收入高一些的人群显然要比处于贫困中的人群幸福。哪怕随着收入的增加，富裕人群幸福感的增幅会有所放缓。当我们研究一个社会整体（而非个案）的效用时，“收入”与“幸福”的确是正相关的。至少在目前的现实中，二者在趋势上是一致的。

在上篇文章里，我把“幸福指数”{1, 2, 8}说成了“收入指数”，是因为：无论是{1, 2, 8}，还是{1, 3, 20}，都不可能存在于现实。我使用哪个“约数”，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论。如果过分追求理论严谨，可能使文章无法清晰易懂，影响受众对于实质问题的理解。

周其仁教授曾说：“经济学就是用简化的符号解释宏观经济的学问。关键是要简化得有道理。”与幸福相关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甚至天气状况。在经济学层面，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有“收入分配 ”，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动”来研究“效用的变动”。为了避免空洞，我们必须做出合理的简化。我猜想，边沁所指的，恐怕也不是和“文化”，“天气”相关的效用。

我用“收入指数”代替“幸福指数”来解释“效用”，正是因为我同意薛先生所言：“单单一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句空话”。薛先生文中所说的“劫富济贫”，“清理三无人员” ，“攀比”等等，想必也是指实实在在的“收入分配”吧。

关于王先生举出的“庄子好贫”，恐怕只是少数的个案。经济学研究的，毕竟是宏观的社会整体。还有王先生提到，有的人不喜欢喝“可乐”。我倒觉得，那个人完全可以花用同样的钱去买他喜欢喝的雪碧。不能因此就断定幸福与收入无关。

收入分配哲学里有许多有趣的学派。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者。但是我们的反复讨论，肯定有助于向读者澄清边沁原理的本来面目。至于现实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恐怕永远只能是“各抒己见”＋“利益妥协”了。

非常感谢王先生和薛先生带给我的启发！

北京读者 Richard Wang

再谈幸福与边沁理论
北京读者：王启科
2006年3月24日 星期五

FT中文网编辑：

您好。这两天看到薛兆丰先生的文章《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北京读者Richard Wang 对此的评论，我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实，薛先生在其文章的第一段就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了读者他对边沁理论的看法，即“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句空话。显然，薛先生是否定边沁理论的。

薛先生没有具体给出边沁理论的定义，而是假定边沁理论成立，再举出3种不同情况“{2, 3, 4}到{1, 2, 8}”，“{2, 3, 4}到{3, 4, 1}”，“{2, 3, 4}到{4, 6, _ }”来检验理论是否适用。事实上，薛先生的本意是想通过举例来说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句空话，边沁理论是无用的！

后来北京读者Richard Wang对此反驳道：“从实证角度看，薛兆丰先生的假设从未发生过，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发展是金字塔型的……”，并认为边沁理论在现实中是完美的。岂不说边沁理论是否完美，正确，单是用购买力“1，2”的不可能托起“8”，“0”更不可能托起“4，6”这样的逻辑来解释“越是发达的国家，中产阶级的规模越庞大。如果一个国家最穷的2/3的人比美国人最穷的2/3的人穷，你很难想象，它最富的1/3的人竟然能比美国最富的1/3的富……”很是牵强，这样的说法已经离题太远，难道幸福，功用又和购买力划等号了？笔者认为Richard Wang没有搞清楚到底边沁理论的具体含义。

看来，是有必要解释什么是边沁理论了， 让我来说几句吧。1789-1802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 Bentham, 1748-1832）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即幸福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第三，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这理论听起来很美好，口号也喊得响亮，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函数是不同的，即使是同样一杯可乐，给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程度也是不同的，因人而异。世界上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你”，我从一杯可乐中得到的满足能和你得到的满足相比吗？到底是给我的满足高呢还是给你的满足高？能解释得清楚吗？这就是薛先生反对边沁理论的原因所在，空洞的理论是无用的，没有解释力的。

我们要衡量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可以用GDP，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来衡量。但每个人的幸福程度，完全是个人主观的判断，太抽象了，本身是不能衡量的，但经济学家为了研究个人幸福程度（GDP，个人可支配收入等指标的高低并不能说明个人是否幸福），只能用功用来衡量其程度的高低，久而久之，就是指幸福指数了。

所以，“功用”是武断地以数字排列选择的定名，用以解释人的选择行为。请注意，经济学中的“功用”什么也不能代表，只是被人为的用来表示数字排列，便于数学分析，仅此而已。而且，量度功用的一个困难，是功用（数字）有时可以相加，有时却不能（为什么？大家可以好好想想）。还是那句话，你我不同，幸福指数怎么来衡量？即使强行订立一个标准来比较、衡量，试问其准确度如何？与现实符合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

华人经济学大师张五常先生就是反对边沁的功用理论的。大师认为“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极难用事实检验，而且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这点上，薛先生也在其文章的第一段就作出声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句空话；我是支持薛先生的看法的。

至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句空话仍能够有很大的卖点，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人民爱听），我看不出其对经济学的贡献。

笔者在这里不想对边沁功用理论作深入探讨，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看看张五常先生的《经济解释》。

对于Richard Wang在最后有关“公共机会的平等”内容的理解，本人比较赞同，从“公共”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机会平等”，让我茅塞顿开。

（参考资料：张五常，《经济解释》，“功用的理念”）

北京读者：王启科

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薛兆丰
2006年3月21日 星期二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03468

 
国内有媒体要举办关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讨论，我接到邀请后婉拒了。我想，这个话题容易令人激动，而我所学的，却是关于“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什么是句空话；观点差距太大，还是选在较冷静的地盘解释较好。

英国哲学家边沁（J. Bentham，1748-1832）认为，“幸福（happiness）”或“功利（utility）”是可以衡量的。他进而推断，改进社会的原则应该是谋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后，边沁的功利原则就广泛传播，不仅成为政治家挂在嘴边的口号，还成为老百姓默认的道德标准。

那么，“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究竟是指什么？我们不妨先大胆地假定边沁是对的，即幸福可以衡量、累加和比较，然后举几个特例来分析。

假设社会共有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甲，乙，丙}，其幸福程度分别是{2, 3, 4}。第一种情况，假设三个人的幸福将要变成{1, 2, 8}, 其中甲和乙的幸福减少了，但丙的幸福却大幅提高，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这与“独裁者掠夺天下”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人数”减少，但“幸福总量”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是不确定。

第二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 3, 4}变为{3, 4, 1}，即甲和乙的幸福都得到提高，而丙的幸福却大幅下降，使得全社会的幸福总值也下降了。这与“劫富济贫”的社会变革类似。“幸福总量”减少，但“幸福人数”增加，这符合边沁原则吗？答案也是不确定。

第三种情况，假设社会从{2, 3, 4}变为{4, 6, _ }，即甲和乙都得到了显著改善，以致全社会的幸福总值增加，但丙被赶出了社会。这与“清理三无人员”的做法类似。“幸福总量”和“幸福人数”都同时增加了，但一部分人被完全忽略不计，这符合边沁原则吗？不确定。

有人说：你提的例子都太极端，边沁指的是从{2, 3, 4}变为{4, 6, 8}，即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所增加的情况，这才符合边沁所说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是的，这似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即使是这样，也还会有人不满。为什么？因为不公平！在这种貌似皆大欢喜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丙增加了4，而甲和乙却只增加了2和3。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人们的幸福不仅建立在自己是否幸福上，还往往建立在与别人的攀比上**。换言之，即使每个人的处境都得到了改善，也还是未必满足边沁原则。

与此相关，我们常常听到一种似乎睿智的说法，叫“只要机会平等、不要结局平等”。听起来不错。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才算“结局”、什么才算“机会”？

以教育为例。富人的孩子从小就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到了大学招生，若按成绩录取，就忽视了孩子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机会的不等；反过来，大学若优待贫困学生，便违背了以成绩为标准的机会平等。进一步说，若不能让每个人都拿到大学文凭，那么在职场上的“机会平等”又从何谈起？

毕竟，昨天的“结果”影响今天的“机会”，今天的“机会”又影响明天的“结果”，这样环环相扣，谁能分辨“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同样，“幸福程度”和“幸福人数”是不同的目标，而不同目标不能同时追求最大化，因此“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定是句空洞口号。若以空洞口号作为社会改革的准绳，就是哈耶克（F. A. Hayek）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了。